“上海骄傲节”这 10 年：那些偶发的、阻滞的、越来越流行的或者戛然而止的事情

　　最早做这件事的是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人，借欧美每年 6 月“同性恋骄傲月”的形式，在本地效仿了一个自己的版本。到今天，这个规模算不上大的 “舶来品” 反倒成为在中国生存最久的同志节庆活动——尽管随着互联网扩大了 “骄傲节” 这个说法，原本不理解这个群体的人会对 “骄傲” 两个字更感困惑。

　　留着一头带点灰白色俐落短发的 Charlene 是创始人之一，也是 10 年后唯一还留着的创始者，不过她没什么野心。45 岁的 Charlene 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个 “活动人士”（activist），至少当人问及这件事时，她会解释：“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很小，甚至连目标都没有。我们也不是要去反抗什么，只是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是谁。”

　　整个骄傲节的团队都是志愿者，没有全职人员，包括 Charlene 在内。她来上海时刚和女朋友分手，从事半导体行业。她说上海骄傲节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现在的团队已经不像是过去是外国人主导，八成都是中国人。此外，与会者也越来越年轻。

　　骄傲节的本质，是性少数人群（LGBTQ）对长期在社会中遭到污名和歧视、及对自身感到罪恶和羞耻的反抗。所谓骄傲，更多是一种自我鼓励。

　　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回应，回应遍布在校园、职场和家庭生活中的不公正待遇和漠视。公开举行的骄傲节，是在拒绝把性少数人群的问题私人化，从而在公共话语中变得沉默。正如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哲学教授、同性恋活动家 Richard Mohr 指出的：“强制性的个人隐私是禁锢同性恋者的橱柜。”

　　而上海骄傲节第一年的诞生完全是个偶然。那个 Charlene 所在的 Yahoo 群组 “Shanghai LGBT” 中的不少人都要离开，朋友们决定筹办一场欢送派对，有人提议不如就办一个骄傲节。创始人之一勒梅 2016 年接受《侨报》采访时形容第一年筹办时的情形：“最主要的工作并不是设计活动项目，而是与当地政府接触和谈判，了解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落幕，中国向外国人展示了一个更开放的中国，紧接着是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有大量的外籍人士来到上海。那一年彭智政（Raymond）从马来西亚来到上海读书，他在上海没有朋友，“当时 Google 还可以用，我记得 7 月的时候，我在上面搜索 Gay event Shanghai，结果第一个是酒吧，第二个就是上海骄傲节。”

　　“一开始大家都是用 Yahoo Group 联系，就是有个 mailing list（邮件列表），当时网络意识比较高的就是老外或是比较中产的人，联系也是全英文，有派对、烤肉会、电影放映。”

　　也许是巧合，2009 年的前后，中国各地开始诞生不同性质的同志民间组织，而且其中不少将自己定位为 “外向的”，和教育者、心理学家、媒体乃至 LGBTQ 成员合作。像是 2008 年创立的同性恋亲友会、北京同志中心，以及 2009 年的沈阳骄傲节、微博账号 ＠同志之声 等。

　　“单个组织的出现，无论同性恋亲友会，上海骄傲节或者北京同志中心，可能是某一个偶然的因素。但这些组织在 2006 年以后集中出现，是同志运动议题多样化这一大的整体性趋势的结果。” 长期研究中国同志运动的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魏伟告诉《好奇心日报》。

　　更早的 2005 年就没有这么幸运。那一年，大陆第一位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崔子恩教授在北京组织 “大陆首届同性恋文化节” ，被警方取缔，活动终止。这位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副教授于 1991 年在课堂上不讳言自己的同志身份，被校方撤销了讲师资格，此后 10 年不得授课。重返讲台后，崔子恩 2001 年协助北京大学影视协会举办了“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一届上海骄傲节的举办也不顺利。讲述美国大学生被反同者谋杀的戏剧《马修之死（Matthew Shepard）》 排练时被警察打断，定下的多个场地临时爽约，最终筹备 3 个月的活动压缩至一周，他们穿着粉红色的衣服在上海中山公园野餐，晚上又在一家酒吧举行开幕派对。

　　这样的状况在今天依然会发生。上海骄傲节开幕前不久，负责统筹和电影节选片的彭智政收到几个场地的取消通知，对方表示无法继续协助骄傲节的活动。另一个让主办方感到有些紧张的是，两个月前，微博发布公告宣布 “清查” 同性恋内容，一连串的事件让彭智政思考，是不是尽量在微博、微信推送里少用 “同性恋“ 这个词。

　　但到了活动开始前，他又放弃这个念头，9 年的筹办经验，让他决定按照原订计划进行。“我们本来每年都是不公开场地……真的要干预、要关的话，那就早点干预，至少我们还有后备方案。”

　　彭智政刚加入上海骄傲节时并非核心成员，只是担任烧烤派对的入场招待。他记得那天的活动办在宝莱纳餐厅（世博店），位于浦东滨江大道旁，有着大型的户外花园，足以容纳几百人。在这之后，骄傲节再也没有类似的大型户外派对，“现在要找这种地方很难，主要是要找到这么大的餐厅很难”，彭智政说。

　　“我们办活动会故意挑不同酒吧，就是因为希望拓展社群，也不会刻意选在同志酒吧，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后花园，如果其他活动找不到地方或是遇到瓶颈，就是会去找他们。”彭智政说。

　　十年间，许多消费性的空间也快速在中国各地出现，例如酒吧、健身房、会所都有了大规模的增长，而这些空间恰好就为同志群体提供许多社交场合，有助于整个社群的扩大。

　　依托于这些场合，同志群体早已不再像 1990 年代以前那样只能存在于晦暗的公园角落、又或是在污名化的艾滋以及负面新闻报导当中，如今他们已成为日常生活人群的一部分。

　　但没什么可以过于乐观的。上海番禺路的同志酒吧 “ Lucca 390 ” 今年就承接了 3 场临时遭到取消的活动。Lucca 390 的品牌运营总监陈大俊告诉《好奇心日报》：“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办。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明天还能办。对我们来说，我们愿意把活动接下来做，但你问为什么我们能做，其实没有为什么，大家都有压力。”

　　第十届上海骄傲节共有三场派对，此外一些其他活动也在酒吧举行（图 / 上海骄傲节）

　　虽然名为“上海骄傲节”，但整个活动的举行并没有什么太高调的内容，到第 10 年，参与人数也不过是从起初的 3000 名参与者发展到 6500 名参与者。活动多半在室内空间，像是酒吧、餐厅、商业酒店、领事馆的场地等。

　　骄傲节过去举办的运动项目，更多是一些室内运动，像是羽毛球、排球，但碍于场地租借问题，他们思考还有哪些运动更方便，一名志愿者向 Charlene 提议跑步，“跑步谁都可以跑，而且还不用钱。”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跑步，因为我们没法让这么多人一起走啊，那看起来很像游行不是吗？”一名来自台湾的活动组织者 Luo 此前接受《侨报》采访时说道。

　　即便如此，“骄傲跑” 还是受到了关注。2014 年 6 月活动开始的前一天，Charlene 收到酒店那边的通知，说警方希望他们立刻派人到酒店开个会。

　　”那时候我们也不想我们中国护照的朋友去，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想说找个老外护照的过去吧。”由于 Charlene 当时在远离市区的张江高科技园区上班，去的是彭智政。

　　将近十位警察在酒店里与彭智政进行谈话，他们问彭智政，这活动具体会做些什么？现场会不会有装饰？会聚集多少人？“当时我怕得不行，我已经跟我男友交代我的银行帐号密码，也都拍好照。”彭智政说。

　　Charlene 把这次谈话视为一种信号。“我们做什么他们都知道。其实我们也没有要隐藏什么。对我们来说，安全第一，跑步不能太多人，我们也明白。”

　　2018 年 6 月 9 日上午 9 点，上海淮海中路的耐克旗舰店门口聚集了近 100 人，不过其中有一半的人是冲着特别版 Jordan 球衣发售来的，另一半才是骄傲跑的跑者。这里是第十届上海骄傲节“骄傲跑”的六条路线之一，也是唯一一条有媒体在场的路线。另外五条不同长短的路线，分别从武康庭、静安公园、龙美术馆、上海游泳馆、外滩出发，最终的共同目的是上海新天地的安达仕酒店。设计六条路线，一方面是为了分流，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呼应 LGBT 彩虹旗的六种颜色。

　　耐克三年前开始赞助骄傲跑，以人资物资的形式提供支援，包括是现场提供教练、配速员，以及赞助写着 “Betrue For Equality” 的 T 恤给跑者。

　　每一位跑者到达终点安达仕酒店之后，都会收到主办方送的一袋纪念品和刻上 Shanghai Pride 10 的奖牌。接着他们就在酒店一楼外的半开放的空间，吃着自助式的“粉红早午餐”，现场还有 DJ 在放着歌。

　　“跑了 1 小时 40 分钟，从外滩开始。”在上海东华大学就读的罗尧摘下手臂上正在计时的手机，他选择的 15 公里路线是最长的一条。罗尧告诉《好奇心日报》，“我还参加了之前的彩虹骑行，今天晚上的 party 也会去，合唱节也会去。”

　　负责上海骄傲节品牌传播的吴子昕（Evie Wu）表示，今年赞助上海骄傲节的品牌、商家约有 70 个，其中耐克是最接近大众消费的赞助者。

　　借助品牌活动的名义，这场骄傲跑看上去显得更加 “常规”。但误解也有。当天上午在耐克旗舰店门口排队的人之中，有人以为这可能是一次“公司团建”或者耐克组织的 “Color Run”。

　　另一个算不上公开，但也有众多参与者的是安徽人阿强 2008 年在广州创办的同性恋亲友会。和上海骄傲节不同的是，亲友会更本地化，创办者阿强也已经辞去工作全职负责组织的经营。

　　6 月 9 日这天骄傲跑结束后，安达仕酒店三楼的会议厅即将举行同性恋亲友会的“十周年特别恳谈会”。同性恋亲友会打破的难关是同志们的“父母”们，这个互助形式的组织目前已发展到 56 个城市，3000 名志愿者，实名注册志愿者超过 1500 人。

　　下午 2 点，会议室外的中庭挤满了人，来自各地亲友会分会的代表兴致高涨地叫卖纪念品，地上有一条红毯般的路线，只不过颜色是象征同志骄傲的彩虹。这时候，一群穿着旗袍的妈妈们鱼贯而入，率先进入会议室。紧接着是一个个代表团走过彩虹毯，“主持人”一一介绍、访问、入场。有人男扮女装，有人穿着粉红色啦啦队服，戴着兔耳，有人摇旗呐喊。

　　但这个人满为患、纪念品叫卖声热烈的楼层，大多数来客都是 “自己人”，他们甚至也不是真的想要在这里筹款，而是图个热闹。这算得上是同性恋亲友会举办最大的一次室内活动。

　　会场座无虚席，一共来了 600 人。当灯光暗下，穿着旗袍的妈妈们走上舞台，开始走秀以表示对社群的支持，一位看上去 50 岁左右的爸爸站在会场最尾端悄悄流泪。

　　除了上海之外，中国城市并非没有过类似骄傲节的活动，但往往难以存续这么久，也缺少能见度。以跟上海骄傲节在同一年创立的沈阳骄傲节为例，这个活动在网上几乎没有任何消息。另一些组织会以其他名义举办类似的公开活动，如东北的 “爱之援助”，从 2012 年开始举办东北（同性恋）文化节，同样会有一系列与同性恋议题相关的活动与表演。

　　这些活动分散在各地，过去很少有比较紧密的连结，这与各自组织的宗旨不同有很大的关系，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各地都面临到相同的问题：场地、人、资金。

　　2014年 6 月和 9 月，成都和重庆分别举办一场名为 “发声 SpeakOut ” 的会议，这是中西部规模较大的以 LGBTQ 为主题的活动，观众有时是两三百人，有时是四五百，形式参照 TED，创办者是当时还在高校读书的马修。不过，在活动开始前，他们遇上了一个对所有同志组织来说丝毫不陌生的打击：场地方临时商业毁约，其他场地也都不愿意出借。

　　据 SpeakOut 团队核心成员六耳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场地方也不会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称酒店位于特殊单位管理区，一切以他们的会议优先。”但不管是怎样的理由，场地方都在试图向团队侧面透露，毁约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意愿。

　　2015 年，同样在高校就读的小新参与了北京酷儿青年领袖的培训，这是由许多同志组织一起合办的活动，他说，自己是在这时开始加入了线下的同志权益运动。但小新观察到，许多活动不是规模变小，就是被取消。

　　相比小新接触的那些线下组织，他最早加入的 “QAF 中文站”字幕组（注：QAF 是英/美剧《同志亦凡人》[Queer as Folk]的缩写，这个 2005 年成立的字幕组最初只是该剧的影迷论坛）反倒一直没出过什么事。同志电影在国内被禁止引进而没有版权主体的灰色空间，成为字幕组赖以生存的机会。小新在 “QAF 中文站”字幕组主要负责建立新媒体账号、对外交流合作。在他接手微博账号以前，关注人数是 15 万，如今已经增长到 50 几万。

　　上海骄傲节第一届的活动一共有 30 名志愿者，到去年增加到 300 名。”今年我们发现一个问题，骄傲节已经大到一个不是光凭志愿者就撑得起的地步，我们好像已经是一个公司在运营了，当然我们并不是。” 彭智政说，“假设我要全身投入在 LGBT 的运动，这并不只是工作，它必须成为人生的规划，但以现有资源来说，很难。”

　　另一个对中国 LGBT 群体很重要的年份是 2014 年。这一年关于 LGBT 的媒体报道当中，正面报道的比例首次超过负面。

　　根据彩虹媒体奖的媒体监测数据显示，2011 年以前，中国同志话题在媒体上的主题，主要围绕在两个方向，一个是艾滋病，另一个是负面新闻报导。但微博构建的言论空间给了更多人发声的空间。2011 年吕丽平的一则恐同言论就引发微博上大批同志群体的反对声浪，著名性学学者李银河、明星宋丹丹、蔡康永、杜汶泽等公众人物都加入了讨论。

　　那一年，李银河 12 月 18 日在微博上发布一篇博客文章《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公开她与一位跨性别者相伴 17 年的过程。文章发布不到 24 小时，被网友转发 5 万多次、评论超过 2 万则、赞 3 万余次。

　　另一方面，年末一家名为 “重庆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 的机构，被接受过该机构“同性恋扭转治疗”的阿振告上法院的事件，同样在微博引发热议，此案件阿振获得了胜诉。

　　微博始终是 LGBT 活动的网络据点。“新浪微博刚开始推广的时候，有大力邀请港台的明星入驻，那个年代，《康熙来了》对于同志来说是很重要的节目。当时康永哥关注的其中一个微博就是 @同志之声。” 90 后的花子乐在 2009 年决定开设微博账号 ＠同志之声，搬运互联网上的同志资讯。

　　2013 年 2 月的新浪微博财报中显示其总收入约 6600 万美元，注册用户数突破 5 亿大关。这份财报公布几个月前，上线三年的微博正式去掉了 Beta 的字样成为正式版本。这个版本中，增加了个人资料设置选择 “性取向” 的功能，如果选择和性别同样的性取向，个人资料上就会显示，你是“同性恋”。

　　匿名的微博平台，让一些还没出柜的同志，得以找到自由表达的空间。用在现代城市和同性恋历史研究领域中相当具影响力的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George Chauncey 的话来说：“这样的隐私只有在公共空间中才能实现”。

　　当然，这样的自由空间并非无节制，他们仍然担心各种各样的问题，即使只是给一条同性恋话题的微博点个赞。

　　微博上的诸多热点，某种程度确实展示了公众对同志话题的接受度与观念上的开放，这样的热度直到 2015 年全美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达到了最高峰。

　　这个事件让同性恋人权通过互联网上成为一个主流话题，许多同志更把此事视为同志人权的一次胜利。

　　花子乐还记得，2015 年美国宣布通过同性婚姻法案后，“整个网络进入狂欢，很多商家都搭上彩虹营销，你会看到很多商家开始搭上这个热潮。” @同志之声 当时也转发了这则的消息，据花子乐回忆，当时的帖子转发量超过 1.3 万则，阅读量也超过 1000 万。

　　2015 年 2 月 12 日，导演范坡坡的纪录片《彩虹伴我心》遭到各大网站下架。

　　2016 年 3 月 2 日，《电视剧内容制作通则》正式实施。通则规定，电视剧中不得出现 “渲染淫秽色情” 等，其中包括 “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同性恋、性变态、性侵犯、及性暴力等”。

　　2017 年 6 月，广电总局旗下机构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通过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将同性恋定义为 “污秽色情和低级庸俗趣味”，限制线 日，中国最知名的同志论坛天涯 “一路同行 ”版将停止运行，18 年来这里一共累积 73 万篇帖子和 2110 万条回复。

　　彩虹媒体奖的媒体监测数据显示，2015 年国内主流媒体对 LGBT 话题的报道达到历年巅峰，共 867 则，这个数字到 2017 年锐减一半至 447 则，回到 2013 年的水平。

　　2013 年，彭燕辉成立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简称权促会），致力以用法律的方式解决同性恋遭受歧视性的行为。这类以法律为诉求的组织，此前在中国并没有类似的。他从媒体曝光度锐减的过程中，感受到公民社会出现了变化。现在，他手上还有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反歧视官司，但他认为现在是个迷茫的阶段，“接下来也的确觉得要调整策略，但具体要怎么调整，真的不太清楚。”

　　对此，魏伟则认为中国同志运动应该在策略上有所调整，才能找到生存的空间，他提到同性恋亲友会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我觉得现在争取的话，是需要用政府接受的修辞，比如说亲友会的主打牌是家庭。家庭是亚洲同性恋的最核心问题，而不是什么宗教歧视。中国政府再强势也得考量到民众对家庭价值的认同。”

　　今年，同性恋亲友会的公募基金共募得了 200 万元，挂在一个名为“ 彩虹伙伴” 的国家专项基金名下，“会用在改善同志生活，促进家庭和谐等活动”，北京同性恋亲友会召集人成林说，目前具体计划尚未公布。

　　6 月 9 日晚上，大部分参加了白天骄傲节活动的人都聚集到了开幕派对，地点在上海乍浦路 471 号。这座建于 1931 年的老房子是上海虹口区标志性建筑之一，原来是佛寺，现在是一家叫 “梨园 The Pearl” 的酒吧，平时会有变装皇后的表演。

　　当晚的派对远比梨园平时的活动盛大，11 点半，最后一场变装秀开始，演出者们直接下到人群当中，表演《马戏之王（The Greatest Showman）》中那首赞颂异类的插曲 This is Me（这就是我）。演出结束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到舞池和陌生人一起跳舞。

　　骄傲电影节开幕放映的现场，我们还遇到了小康和带他来的 Alevin，幕布上正在播放的是今年骄傲电影节的最佳影片《粉色药丸》。小康说：“虽然网上的东西很多，但还是希望有一个实体的空间，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同志电影，可以参与一个这样正式的活动。”

　　上海骄傲节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 7 月初，但最密集的活动，包括闭幕派对、电影节闭幕在 6 月 17 日就会结束。与此同时，全球的骄傲游行正在举行，羽毛、彩虹纸屑和彩虹旗占据了城市的主干道。他们的纪念活动会更广泛，也更持久一些。